对于西方人来说，鼠疫带来的伤痛几乎深入骨髓。

　　人类历史上有三次鼠疫大流行。查士丁尼鼠疫是被记录在案的第一次鼠疫。据估计，公元6世纪的这场瘟疫造成了大约欧洲一半人口的死亡。公元14世纪，商贸往来从亚洲带回了第二次大规模鼠疫。这次瘟疫在中国和中东造成了数百万人死亡，摧毁了欧洲大约1/3的人口，也使其得名“黑死病”。19世纪辛亥革命前夕，印度西北部的疫情最终蔓延到中国的东北大地，造成了巨量的伤亡。这是历史上传播最广的一次大流行，不过也是最后一次大流行。而在日俄包夹的缝隙中，清朝末年的中国人的这场自救运动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清朝末年的中国东北大鼠疫

（图片© Thomas H. Hahn Docu-Images）▼

　　那么，什么是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传染病。它主要影响啮齿类动物，并通过昆虫传播。通过这些昆虫携带者，人类被感染，进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由于其危害性远非其他传染病和一般疾病可比，一旦感染死亡率极高，因此鼠疫也被列为“国际检疫的第一号法规传染病”。

带有荧光标记的鼠疫耶尔森菌放大200倍

（图片来自：Wikipedia@ Larry Stauffer）▼

　　鼠疫和“鼠”有一定的关系。鼠疫病原菌的宿主是啮齿目松鼠科的旱獭，而跳蚤则寄生于其。旱獭之名，对大家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俗名土拨鼠肯定就无人不知了。需要注意的是，俗名为土拨鼠的动物并不只是旱獭。

　　在旱獭之间，以跳蚤为媒介，一直流行着鼠间鼠疫。旱獭一旦感染鼠疫杆菌，细菌就会在血液中迅速繁殖，几小时到十几小时后就会出现各种并发症直至死亡，几乎是当场去世。因此有经验的猎人看到不明死因的旱獭，都会敬而远之，连别的旱獭也不敢碰那些横死林中的同类。

跳蚤载体前肠中的大量鼠疫耶尔森菌这也是鼠疫的病原

（图片来自：Wikipedia@NIAID，NIH ）▼

　　常年与动物打交道的猎户知道，这种疾病也会传染到人的身上，不出三日就会发病，若不及时救治，不日即亡。而且其传染性强，不但可以通过人间的直接接触传染，而且也可以通过使用的器皿把病菌传播至他人。

　　清朝末年的东北鼠疫爆发了

　　清朝末年，中俄东部交界地带就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流行性肺鼠疫灾害。而其爆发，正与人们对旱獭暴毙原因的无知有关。

　　其实在此之前，清俄交界地带或多或少都发生过鼠疫地方性疫情。但由于东北人烟稀少，且猎人熟悉疫病情况，很少有大面积传播扩散的。

　　然而，到了19世纪末，大量外来者为了生计，纷纷聚集在西伯利亚草原及蒙古草原地带。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新工作主要为矿工、伐木工、皮草猎人，他们在促进了清朝末年中俄东部边境地区繁荣的同时，也扩大了人群聚居规模，同时不择手段地猎杀动物，最终酿成大祸。

　　一切要从俄国境内西伯利亚的边境小镇达乌里亚说起。它位于今俄罗斯外贝加尔边疆区，为20世纪初西伯利亚大铁路东段紧靠后贝加尔斯克站（对面就是满洲里）的一个小站。

　　这里有一个叫张万寿的中国包工头，人们习惯称其为“张把头”，经营着一处华工工棚。1910年9月的一天，工棚内的七人突然发病去世，死因未知，在当地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后来的调查指出，这些人可能直接或间接与感染了鼠疫的旱獭、外来猎人有过接触，成为了第一批大批量死亡的感染者。

　　得到消息的俄当局反应迅速，前来烧毁了张把头的工棚，隔离了所有工人，并将他们的衣物及所有用品一并烧毁，作为消毒。至于生者，俄当局也给予了一些补偿，但强迫他们尽快出境，不得污染俄国当地的卫生环境。

　　这些被驱逐的华工中，有两名得到赔偿就沿西伯利亚铁路南线坐火车，在满洲里入境大清国，并住到了中国铁路界内二道街的张木铺。然而只过了一个多月，这两名华工就相继在张木铺发病身亡。随后，此旅馆的旅客也相继感染疾病而亡。

　　东北鼠疫，开始了。

　　人类对于鼠疫并没有天然的免疫力，无论种族、年龄、性别，感染鼠疫的几率均等。不过疫情也会因为生活和卫生条件的差别而有一定的差异，首发人群显然是以捕猎者、苦力、劳工为代表的下层劳动人民。拥挤的居住环境和恶劣的卫生状况则为病菌传播提供了温床。随后，以有产农民、商人、军人、医生等为代表中产阶级染疫情况也开始陆续出现。

　　而在华人圈子里，10月在满洲里爆发的肺鼠疫，旋即由大清东省铁路（中东铁路）蔓延及哈尔滨、齐齐哈尔（卜奎）、长春、奉天（沈阳）等处，再由铁路线继续向周边腹地扩散。此时的东北地区，三将军改省制刚刚完成，除了东三省几个大城市外，其他的府厅县州也受波及，并由城市发展至农村地区，并最终进入关内。

　　波及如此广泛的鼠疫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无法脱离关系。

　　近代东北地区开发较晚，大量人口涌入的过程中，医疗服务设施并未及时跟进，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疫情爆发后，医生也只是按照中医瘟病的方法治疗，未能进行隔离，导致大规模的交叉感染，连许多医务工作者也不能幸免遇难。

　　当时的一些固有观念也有碍防疫。比如中国人习惯于传统的土葬，但腐烂的尸体只会进一步恶化卫生状况，火化死者应是最有效的疾控手段。虽有西医提出此举，可由于强大的文化保守势力阻拦，火葬举措初期未能铺开。

　　随着感染的继续，终于有疾控专家提出应切断铁路客运，逐点消灭感染区。可此时的中东铁路长春以北（东清铁路）由俄国实际控制，俄当局并不想因华人的疫病而牺牲短期经济利益，放任铁路客运。倒是对经营东北信心满满的日本人严控了长春以南的南满等铁路客运，在客观上阻断了病菌大规模进入辽宁（奉天）和关内。

　　在俄日两国虚与委蛇，互有算盘的同时，法理上拥有东北主权的清政府却差点没了说话的资格。清政府既缺乏威权控制东北的能力，也没有现代化的疾控医疗团队，只能任凭日俄两国政府在各自势力范围制定防疫措施。而在这种特殊时期，防疫的旗号下往往还能隐藏着更多政治、经济、军事利益，包括东北主权的逐渐丧失。

　　比如俄国军队就有所动作，在哈尔滨的新街区和码头设置防疫线，禁止中国人进入租界，也不准华工进入沿海州，并禁止乘坐东清铁路的列车，同时加派大量军队来到中俄边境。不过，俄国方面也没将全部中国人都列入禁止的对象，接受过检疫，并乘坐快速列车的高端华人旅客就不在此列，没人和钱过不去。

　　俄国方面同时也派出人员试图参与鼠疫的防疫，这时中国方面指出，哈尔滨的傅家店（道外）一直是中国领土，与俄方及铁路线无关，但俄方认为，这一地区虽主权属中国，但与租界相邻，如不让俄人参与，恐怕会危及租界。俄国欲借肺鼠疫流行之机，加深在中国土地上的政治介入企图暴露无遗。

　　国士无双，伍连德先生与东北防疫

　　鉴于日俄对疫病的管控完全出于本民族和母国利益，指望他们在中国土地上全面推广防疫措施并不现实，由中国人主导的一场彻底消灭鼠疫的大会战迫在眉睫。恰在这时，曾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副监督的伍连德来到了哈尔滨，并在此后指导了东北肺鼠疫防治工作。

　　伍连德先生是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也是华人第一个诺贝尔奖候选人

（图片来自：Wikipedia@理查德·阿瑟·诺顿）▼

　　1910年12月24日傍晚，伍连德先生带着一个助手抵达哈尔滨，当天夜里，他就深入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傅家甸区域进行调查。

　　他首先想搞清楚的是，鼠疫是从何而来的？又应该如何防堵？不找到鼠疫根源，防疫就无从谈起。

　　伍连德在哈尔滨第一个鼠疫实验室内（百度图库）▼

　　其实，在伍连德开始调查之前，东北当地政府听从了日、俄医学专家的意见，在全东北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鼠行动。

　　因为当时医学界普遍认为鼠疫是老鼠身上的跳蚤携带病菌传给人类的。然而，尽管东三省官民几乎把耗子抓绝种了，瘟疫蔓延的现象也并没有得到遏制。

　　连德观察那些被捕捉的老鼠，发现它们身上并没有鼠疫杆菌。倒是在俄国人加工的皮毛上，他发现了大量的鼠疫杆菌。在找到疫病源头后，他大胆地断定，东北鼠疫的爆发，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的。

　　而这时，一位走访鼠疫病人的外国医生，在没有密切接触病人的情况下，也受到了感染并死亡。这个无接触的案例，印证了伍连德飞沫传播的推断。接着，控制鼠疫，伍连德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在现在看来仍然先进的防疫措施：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路径，保护易感人群。

　　具体措施为：

　　首先，清政府下令，封锁山海关，并在山海关外设立三道军事防线。从1911年1月13日开始，任何人出入山海关，都必须要先在军人的看守下滞留5日，待确认无恙才可以放行（当时鼠疫的观察期是五天）。

　　其次，东三省总督下令，从1911年1月14日开始，南满铁路与东清铁路停止运行，最大程度减少人员跨区域流动。

　　第三，所有人都配发口罩（伍连德发明了一种因地制宜的棉纱口罩，里面放一块吸水药棉，用来隔离瘟疫，被称为“伍氏口罩”）。

　　第四，严格控制串门的现象，尤其是哈尔滨鼠疫最严重的傅家甸区域，被划分为了四个小片区，这四个片区的老百姓分别配发红黄蓝白四种颜色的口罩。警察通过口罩颜色不同，控制不同区域内的老百姓的人员流动。

　　哈尔滨医院收治的传染病人，按照病情轻重，分到不同区域，由专门人员进行看护治疗。而疑似病房是伍连德提出来的，据说现在这种做法也是跟伍连德学的。

病人进行隔离来自网易历史▼

　　伍连德来到这里制定了一系列疫时社会制度，除了推动尸体火化外，还积极搜寻患者，采取的措施逐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本人还亲自上阵，和巡警一道，用铁腕手段搜寻患者，力求将单点感染区的危害降到最低。

　　翌年春天，哈尔滨到了积雪融化的季节，又在野外相继发现因肺鼠疫而死亡者的尸体，社会恐慌情绪严重。伍博士的团队却不避危险，对遗体按规定流程处理，并同步计划主张新设中控现代医院以充实卫生事业，避免外国人的干涉。

 　　奉天、吉林以及关内等省份，也逐渐按照这一基本方法展开防疫工作，东三省总督设置的奉天防疫总局就是一里程碑。再往下涉及到地方，比如奉天省就推行了防治疫病和检疫（火车、海港）等一系列措施，虽然在实施的过程中有不尽完善之处，但也展开了中国防疫事业现代化的第一步。

 　　以这些措施为先导，晚清政府甚至还从俄国和日本手中收回了部分检疫权，这对日后恢复中国对东北行使主权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

 　　因祸得福，一场疫病让国家不得不将有限的资源用于近代卫生系统，并促进了卫生知识在民众中的流传，让中国的卫生近代化向前大大迈出一步。

　　在各方的不断努力下，这场首发于东北地区的近代中国首次大规模肺鼠疫灾害终于在几个月内结束。罹难人数总计近六万，但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成全国级别的大瘟疫。

 　　只是，救得了病人的晚清却没能救回自己。战胜东北鼠疫后不久，已经到了风烛残年的清王朝就在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中化成了灰烬，千秋功绩只留待后人评说。

　　参考资料：

　　[1]孟祥丽.1910-1911年中国东北北部的鼠疫灾害与沙俄[D].哈尔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08.

　　[2]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9:108-127

（供稿：吴世仪   审核：曾晓东）